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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比克斯:《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中文版序言(邱昭继译)

2010年4月21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很荣幸拙著收入法律语言学译丛,我也知道这套丛书的许多其他作者。廖美珍教授和译者使得这些著作得以和中文读者见面,他们为法律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如同英语统治了20世纪,汉语定会支配21世纪的世界话语。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我的家人与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我母亲、舅舅和外祖母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他们离开纳粹德国后到达上海,在那里受到了欢迎。

《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一书最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平装本出版于1995年)。该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91年,牛津大学拉兹(Joseph Raz)教授是我的论文导师(博士论文的标题为“维特根斯坦和法律的确定性”,跟现在的书名有些差别)。

我在这本书中试图探究语言和语言哲学以及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的关系。该书的着重点是有关法律确定性观念的争论:法律渊源自身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决定法律争议的结果。上个世纪在美国兴起的批判法律研究(CLS)运动认为法律是“彻底的”不确定的。[1]批判法律研究的“彻底的”不确定性主张(他们的主张反过来以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的著作为论证基础[2])认为:法律材料自身经常不能决定——或者说,很少或从来不决定——法律争议的结果,[3]他们认为法律的不确定性常常以语言的性质为基础或者以法律推理中语言的运作方式为基础。也就是说,批判法律研究的学者经常认为法律是不确定的,因为语言是不确定的。本书的一个要旨是:考察与语言性质有关的东西是否对法律达成它的目标的方式构成了强大的影响。

我在本书的导论中写道:“语言是法律发生作用的媒介。媒介的性质必然对法律目标的实现和实现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语言和法律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原因如下:例如,(1)法律以各不相同的方式使用语言,许多语词在法律语境中有着不同于非法律语境中的意义;(2)大多数法律体系拥有一些法律渊源能够让法律规范的适用变得清晰明了,即使这些法律规范的语言是模糊含混的(例如,各种假设和解释规则,还有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一条法律规范的解释受到其它规范的影响);以及(3)法律由权威机构和官员实施,即使官员以一种与语词意义相反的方式解释和适用法律,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具有法律效果。

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总结道:“本书有三个相互重叠的主题:语言在法律中的地位,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法律确定性问题。”(p. 178)批判法律研究对法律不确定性的挑战也在本书的不同地方提到了。本书思考了与法律和语言关系相关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在法律理论的文献中备受关注。

恩迪科特(Timothy Endicott)[4]、卡尔弗(Keith Culver)[5]和其他人[6]对法律和模糊性论题做出有益的探讨。本书探讨了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对法律解释的价值,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修正了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7]其他的学者也对这个主题发表了看法,大多数观点趋于一致。[8]最近有一本重要的文集[9]和一次重要的会议[10](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探讨了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和不可比较性(incomparability)在法律(和道德推理)中的影响。包括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恩迪科特(Timothy Endicott)在内的许多作者思考了法律中的“漏洞”问题。[11]近些年又有人著文进一步讨论形而上学实在论(“自然种类”这一相关的概念)和法律解释的关联,其中包括斯达夫罗泊罗斯(Nicos Stavropoulos)[12]和摩尔(Michael Moore)[13]的大作和我写的一篇小文章。[14]有关意图在法律解释中恰当地位的争论还在继续。[15]当然,德沃金的著作和关于德沃金的法理学文献还在纷纷问世。[16]

语言和法律的关系也出现在有关法律语言的语义或指称的探究中——语言和法律不是作为独立的因素相互交叉的,它们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不同类型的事物:法律话语。声称“X拥有一项法律权利”或“Y负有法律义务”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使得陈述真或假?西方法律理论界的许多大家都对这个问题作过零星的讨论:伟大的美国法官和法律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他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激发者)、[17]斯堪的那维亚法律现实主义者[18]和晚近的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以及他的制度法论[19])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以及他的法律解释理论[20])。究竟是什么使得法律断言为真呢?这个问题既关涉到所有的法律真知,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值得我们继续讨论和争辩。

我希望这番简短的讨论清晰易懂。《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一书所提出的问题对理解法律是很关键的,并且这些问题备受争议。我希望本书——和这套丛书的其它著作——的读者能够在这场争论中谱写新的篇章。我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欢迎诸位提出批评和建议。

[1] 见,例如,马克·凯尔曼(Mark Kelman):《批判法律研究导论》(A Guide to Critical Legal Studies),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

[2]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著作的优秀选本可见费希尔、霍维茨和里德所编的一本书。威廉·费希尔(William W. Fisher III)、莫顿·霍维茨( Morton J. Horwitz)与托马斯·里德( Thomas A. Reed)编:《美国法律现实主义》(American Legal Realis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批判法律研究的作者并不否认法律结果经常是可预测的,但他们把法律结果的可预测性归功于社会化或法官的个人偏见,而不是法律材料决定了结果。

[4] 恩迪科特(Timothy Endicott):《法律中的模糊性》(Vagueness in Law),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5] 卡尔弗(Keith C. Culver), “模糊性的变化”(Varieties of Vagueness),《多伦多大学法律期刊》,第54卷,109-127页,2004年(评恩迪科特的《法律中的模糊性》一书)。

[6] 《法律理论》2001年第7卷第4期专号讨论法律与模糊性问题,贡献作者包括恩迪科特(Timothy Endicott), 索伦森(Roy Sorensen) 和 拉兹(Joseph Raz)等人。

[7] 布赖恩·比克斯:“对把维特根斯坦运用于法律理论的警惕”(Cautions and Cavea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Wittgenstein to Legal Theory),载《法律和社会正义》(Law and Social Justice)(坎贝尔(Joseph Keim Campbell)、鲁尔克(Michael O’Rourke )和希尔( David Shier)编,麻省、剑桥:MIT 出版社, 2005年,第217-229页。

[8] 有关维特根斯坦和法律论题的论文大多收集在丹尼斯·帕特森(Dennis Patterson)所编的《维特根斯坦和法律》(Wittgenstein and Law)一书中(London: Ashgate, 2004)。

[9] Ruth Chang编:《不可通约性、不可比较性和实践推理》(Incommensurability, Incomparability, and Practical Reason),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10] 研讨会:“法律和不可通约性”(Law and Incommensurability,),《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第146卷,第1169-1731页,1998年。

[11] 德沃金:“论法律中的漏洞”(On Gaops in the Law),载《关于法律本体论的争论》(Controversies About Law’s Ontology),阿姆泽尔克(P. Amselek)和 麦考密克(N. MacCormick)编,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1,第84-90页;恩迪科特:“拉兹论漏洞——令人惊讶的部分”(Raz on Gaps – The Surprising Part),载《权利、文化和法律》(Rights, Culture, and Law),迈耶(Lukas H. Meyer)、保尔森( Stanley L. Paulson )与波姬( Thomas W. Pogge)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9-115页。

[12] 斯达夫罗泊罗斯(Nicos Stavropoulos):《法律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 in Law),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6年。

[13] 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法律实在:法律本体论的自然主义者的方法”(Legal Reality: A Naturalist Approach to Legal Ontology),《法律和哲学》,第21卷,第619-705页,2002年。

[14] 布赖恩·比克斯:“意义和指称理论能解决法律确定性问题吗?”(Can Theories of Meaning and Reference Solve the Problem of Legal Indeterminacy?),《理性法》(Ratio Juris),第16卷,第281-295页,2003年。

[15] 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编辑的《法律与解释》(Law and Interpretation),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一书收集了大量的与意图和解释有关的论文(其中有我的一篇论文);又见,马默:《解释和法律理论》(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Theory),第二版,牛津:哈特出版社,2005年。

[16] 见,例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法袍中的正义》(Justice in Robes),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斯科特·赫什维茨(Scott Hershovitz)编:《探索法律的帝国:德沃金的法理学》(Exploring Law’s Empire: The Jurisprudence of Ronald Dworki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伯利(Justine Burley)编:《德沃金和他的批评者》(Dworkin and His Critics),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4年。

[17] 例如,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法律的道路”(The Path of the Law),第10卷,第457-478页,1897年。

[18] 见,例如,卡尔·奥利维克罗纳(Karl Olivecrona):“作为事实的法律”(Law as Fact),第二版,伦敦:Stevens & Sons,1971年;阿尔夫·罗斯(Alf Ross):“Tu-Tu,”《哈佛法律评论》,第70卷,第812-825页,1957年。

[19] 见,例如,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制度法论:法律理论中的一篇论文》(Institutions of Law: An Essay in Legal Theo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 见,例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法律帝国》(Law’s Empi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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