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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波:权威、法律与实践理性

2009年7月1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本文是提交给《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举办的”法律与权威”研讨会的论文,修改稿刊发在《论丛》2007年第二辑、总第十二期“法律与权威研究”专题。全文约37,000字。以下是文章的简要介绍。

法律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以权威性的方式组织社会生活。权威是法律的本质之一。不管法律在其它方面具有什么性质,法律要成为法律,都必须有能力拥有权威。(注释1) 因此,对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必然依赖于对权威性质的一般性理解。然而,权威理论在很长时间被忽视了。(注释2)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权威的性质有关。权威意味着让某人的意志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即使该指令是错误的,也应得到服从。而服从的理由仅仅是该指令是由权威发出的。权威的这一性质看上去与实践理性是相冲突的。实践理性要求人们基于正确或正当的理由而行动。如果权威的指令是不理性的,或不道德的,权威就没有正当理由要求人们服从。如何理解权威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让某个人的意志服从权威的意志是否可能具有正当性?权威在人类生活中具有何种规范性地位?是否存在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这些问题都是权威理论中争讼不休的核心问题,亦是法律理论必须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

至今为止的权威研究大致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说明性的,社会学的(explanatory-sociological),关注的是权威产生、发展和消灭的条件和原因,它与其他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因果联系等。另一种是规范的(Normative)或道德的,关注的重点是权威的正当化问题,如哪些因素能够为权威提供正当化辩护?谁能够拥有合法权威?谁应该服从权威?权威是否存在一般的道德限制等?对这些问题的说明无疑要借助于权威的概念分析。换言之,概念分析与权威的正当化问题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注释3) 本文采取规范性的和概念分析的方法,通过检讨当代一些重要的权威理论,对权威的一般性质做出说明,并对上述两种立场做出评论。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权威,我还将说明为什么是法律,而不是宣传计划或自发的社会实践,能够成为权威性地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制度。

本文首先以沃尔夫的权威悖论为例,澄清权威与实践理性冲突的真正含义,然后检讨对于权威悖论的两种消极回应策略。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我分别介绍和说明了菲尼斯和拉兹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论述合法权威的理论。第五部分是对他们的权威理论的一个简要评论和初步的结论。本文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价值多元的、各种价值是社会依赖的,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又不可通约,工具主义和菲尼斯诉诸某些”相信且没有争论”的基本善的权威合法化理论就难以成立。法律作为重要的社会合作制度,不但必须主张权威,而且只能在具体的社会形式中主张权威。法律的权威主张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律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拥有权威的能力。但是,不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义务。在文章的最后,我指出了拉兹的权威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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