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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克吉尼斯/著 吴万伟/译:经验主义的时代

2010年1月12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本文译自“Age of the Empirical” By John O. McGinnis Policy Review June & July 2006 Number 137。作者约翰•麦克吉尼斯(John O. McGinnis)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

译者将标题译为“实证主义时代”,似不妥,实证主义(positivism)意义复杂且多有歧义;并非所有的实证主义都是经验研究的方法,如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方法是概念分析,而非经验研究,所以我将标题改为“经验主义的时代”,但内文未改。本文主要讨论经验研究如何促进共识以及它的限度,值得一读。

无论专家、学者还是政客都抱怨恶性的党派偏见和特殊利益集团过于强大的力量歪曲了现代民主制度。结果,为推动公众利益而制订的政策要得到公众的共识就变得非常困难。这其实不是新问题。比如在19世纪初,联邦主义者和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s)发生激烈冲突,相互咒骂,在很多根本问题上争吵不休,比如建立合众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是不是聪明的主意。在美国历史上,达成政治共识的时代是很少的,即使有共识,相隔的时间也很长。

但是未来的政治比以前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我们处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黄金时代的顶峰。实证主义将帮助创立更多的测量手段检验对公共政策后果的一致意见。实际调查得出的丰富信息流将为公共政策提供一个靠山,来对抗党派风暴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冲击和干扰,让政治过程不那么容易被狭隘的利益所操纵。

许多伟大的社会学家都明白人们最终是被事实,而非被抽象的理论说服的。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调查来表现其观点的力量。如果政策的支持者能够证明该政策能带来更大的繁荣,它在政治斗争中就已经胜利了一半,这种说法至今仍然是真理。当然,我们承认单单事实不能产生价值,客观证据本身并不能在逻辑上命令人们支持某个具体的社会政策。亚当•斯密的同代人哲学家大卫•休莫(David Hume)用他非常著名的“是/应该”的差异清楚说明了这个观点。但是在政治上,现代工业社会的许多人仍然坚持非常狭隘的价值观念,至少在经济领域如此。他们赞成更繁荣的经济,更好的教育和健康保障,以及其他保证美好生活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辩论的不过是哪个政治项目实际上更广泛地为人们带来这些好处。

实证主义在美国尤其强大,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限制了政治辩论貌似真实的边界。共和党人试图说明减税将刺激经济增长,民主党人则认为减税造成的赤字阻碍经济发展。共和党人说,从长远来看,减税会让所有人的收入得到提高。民主党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对重大问题的辩论对说服美国政治中的广大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比如,一旦事实表明选择学校整体上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那么模糊的道德诉求诸如这对老师不公平,将很难阻止主张选择学校的人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利益。

幸运的是,我们处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实证主义最伟大时代的黎明。实证主义兴起的推动力量是常常被称为“莫尔法则”(Moore’s law)的日益增长和繁荣的信息技术。莫尔法则最初由英特尔(Intel)的创始人之一的莫尔(Gordon Moore)提出,现在已经成为公认的法则,那就是集成电路板上堆积的晶体管的数量每过18个月就翻一番。结果,计算机的速度和内存也按差不多同样的速度在增加。这样的增长至少还要持续15年。许多观察家相信在硅片技术被用光后的几十年里,新的范式将继续推动计算机力量的增长。

莫尔法则的成果不仅成为更加别致的精巧玩意儿,而且成为获得更全面信息的政策演算法。计算机不断提高的性能正好解决长期以来被看作实证主义的致命弱点—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强大的运算功能。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说过非常有名的话“世界就是建立在数字的力量上。”这也是实证主义者的口号,但是处理这些数字需要计算机具备强大的运算功能。人类社会必须被分割成为可以计算的数字,解决任何社会难题都意味着处理数字,把它们切成小片和切成细丁来检验某个社会主张的假设以便得出结论,比如选择学校提高学生成绩的假设。

但是现在计算机让人能够以系统的方式收集和记录越来越多的事实,更准确地测量世界上的事务。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不久以后电子间谍将在网上扫描收集数据供研究人员使用。强大的计算机性能也允许创建和实施更加复杂的方程式,通过这些等式调查者能够消除杂乱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存在的让人困惑的因素,揭示出社会现象的真正原因。计算机还允许比如重复抽样等方法对误差做更准确的估计,让研究人员对调查结果有更大信心。据说芝加哥大学一位社会学家40年前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在大型计算机主机上进行回归运算,现在的研究人员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进行几十个回归运算。因此,每年发表的实证研究性的社会科学论文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趋势正快速增强。

经过一段时间后,大量的实验数据和分析这些数据的研究成果将改变美国的政治。不管华盛顿在某个星期具体的政治议题是什么,新实证研究很可能提供调查成果,比如计算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额外增加的学校开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等。这些成果的大量出现将戳穿政界玩弄信息迷惑的把戏,从而引起巨大的政治变革。

政治讨论背后都存在一个人们的常识所决定的政治景观,实证研究者用他们的发现改变的正是这些常识。当然,任何一个实验发现的影响都是缓慢的,然而,不断积累的实验知识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广泛而深远的。正如在自然科学界,研究者之间常常存在真诚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但是也像其他科学一样,从长远看实证研究者会达成某个政策的影响的共识,这种一致意见将影响政界的决策。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一样是保持长期繁荣的根源。

当然,利益集团不会因为发现对他们不利的新的事实而改变主意,不管是教师联合会还是汽车贸易协会—不会放弃追求行业利益损害大众利益的项目。新的信息也不可能改变公众不愿意了解复杂的公共政策这个事实。尽管如此,新信息将逐渐改变许多领域的辩论,因为实证研究结果会通过精英和现代媒体的众多渠道传播给大众。渐渐的,信息公开往往迫使利益团体做出妥协。

另外两个因素—其本身也是当前仍在进行的技术革命的产物—将增强实证主义的力量。一是博客的兴起。博客帮助监督,揭露利益集团或者有党派偏见者弄虚作假的研究,因为这些虚假的研究为了证明其立场往往要歪曲现实基础,而真正的实证研究结果正好戳破其面具。专家学者经常为博客撰写文章,他们和新闻记者不一样,更适合用探索的严谨精神将实验研究置于审查和挑剔的眼光下。比如,一群著名的法学家开办了博客,专门探讨法律和实证主义的关系研究。这样的发展态势也迫使实证研究者在做出自由支配的决定时更加小心和透明,比如进行调查的时间段的选择,因为同行能够很容易指出他们的判断错误或者偏见。

推动实证主义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市场的兴起。信息市场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的非常复杂的普尔赌博,因为信息技术让获得赌注和保持投注赔率计算变得非常容易。信息市场已经因为准确预测时事发展的能力引起了众多人士的注意。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夜,互联网博彩站点(Tradesports)准确预测了每个州的获胜者是谁。现在公司经常使用它们预测哪个生产线会获得成功。未来,个人可能以此确定增长率或者税收收益是多少,要么根据具体的减税措施的实行,要么根据没有减税措施的情况。这样一来,税率调整的影响的实际研究结果也将受到愿意在这些预测上下注的人的检验。正如经济学家罗宾•汉森(Robin Hanson)注意到的,这些市场将成为监督专家研究结果的更加民主的形式,让专家的同行评审更难无视争议性的主张。

实证主义成本的降低也可能改变我们的大学,因为它刺激学校在社会科学领域聘用更多的实证研究者。100年前,坐在椅子上的思索比实证研究便宜得多,因为实验研究的投入相当大,大得让人难以承受,用现有的技术很难获得任何有用的结果。所以大学聘用那些对社会现象进行全面和统计学研究没有兴趣的理论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现在实验研究的成本降低,因而,各行各业的实验研究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开始大量进入大学和智囊库。

实证研究人才大量涌入大学有几个即刻的影响,有利于自由的探索,从而也帮助收集有助于达成政治共识的事实证据。首先,雇佣实证研究者可以减少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歧视或偏见,因为不管实证研究者的个人政治立场如何,都比意识形态明显的同事思想更加开明,公正。他们尊重事实,具备愿意聆听其他研究者成果的专业素养,即使其观点或研究结果与自己的不同。他们也更少偏见,即使社会科学院系在聘用理论家的时候也如此,因为实证研究者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是可以争论的。

第二,大量的实证研究者将为实验研究提供丰富的市场,更容易刺激人们获得绝对准确的事实根据和模型。现在有这么多的调查者,计算机技术无处不在,实验结果能够随时验证。而且,如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际政治及社会研究联合会(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收集起来的多样的数据库提供了一个随时都可以使用的工具,能迅速揭穿希奇古怪错误百出的骗局。实际上,我最近就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就在演讲者作报告的时候,听众里不少人在手提电脑上检验数据,进行另外方式的分析。实证主义的文化像计算机一样在未来将无处不在。

实证研究者几何数级的增长帮助解决了古希腊以来的另外一个争论。柏拉图主义者同情专家和精英管理,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更倾向于民主管理。正如亚里士多德自己在《政治学》(Politics)中所说“为多数人谋利益比为少数人谋利益好,如果不是从个人角度看,而是从集体角度看,就好像参加者都出钱的宴会比从一个钱包里出钱的宴会好。”实证主义形式的专业素养跨越这两个政治理想。在可以重复验证,信息透明,成果分享等方面,实证主义具有民主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说,实验结果受到博客的信息输入和信息市场的监督。因此专家的判断再也不能是个别聪明人以权威的身份向社会灌输的结论。相反,他们要反映实验群体的集体主张和心态。可以肯定,这和真正的民主社会不完全一样。但是实证研究者的庞大群体足够提供民主判断的许多优点—对同一个问题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实证主义文化在改变我们的谈话方式。我们能够看到实证主义者的著作更加吃香,受到普遍欢迎,具体的实证主义著作影响国家重大事件的辩论。想知道实证研究者的声望,只需要看看芝加哥大学的名人史蒂芬•列维特(Steve Levitt)就行了。他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已经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一年有余。《纽约时报》还给他在显要位置主持周刊的专栏。

实证主义的政治影响比这位著名的,老练的学者的影响更加深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实证研究项目并没有涉及复杂的公式,意味着信息技术让收集数据变得更简单了。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对美国大学意识形态不平衡的构成图的研究。从法学院到艺术学院,理工学院,不管是通过所属党派,还是选举倾向,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的比例从5:1到10:1,偶尔可能更高。

这项研究表明实证主义是如何能够不携带自己的价值而产生影响。这里被确认的价值在于学术团体行动中隐含的东西,它们现在为赞助性行动辩护,根据是来自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师生能够丰富人们的教育经验,产生“观点,视角的多样性”。如果接受这个论调,那么政治观点的多样性好像至少和种族多样性对许多学科如法学,和多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一样有意义。由于宣传上的意识形态不平衡,行政官员已经不得不试图解释意识形态上铁板一块的人员是如何与他们宣称的教育理想是一致的。

对美国未来更加重要的是在本质问题上的争论。实证主义已经达成了某些领域的共识,首当其冲的是犯罪学领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政界关于对付犯罪的根本途径分歧严重,有些专家攻击监狱刑罚具有破坏性,不利于改造罪犯,减少犯罪,有些专家甚至认为某些犯罪行为如涂鸦不应该被看作犯罪。

但是犯罪学家依靠实证主义方法显示从前攻击的命题的真实性。研究显示监狱刑罚大大减少犯罪,就像街上巡逻的警察增多减少犯罪一样明显。史蒂芬•列维特认识到监狱爆满的争执导致用自然实验来检验监狱刑罚减少犯罪的程度,因为释放囚犯的原因和犯罪比例没有任何关系。通过研究监狱诉讼的后果,他能够显示从监狱里每释放一个犯人,犯罪的数量就会增加15%。乔纳森•克里科(Jonathan Klick)和阿列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ck)采用类似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通过使用国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警告来显示警察的效率。国土安全警告增加了某个地区的警察数量,但是和犯罪率没有关系。他们的文章显示警察数量增加50%能够降低犯罪率大约15%。

对于犯罪和惩罚的一致意见不仅创造了美国审判政策和政策实施的共识,而且向外辐射到相关的领域和其他国家。人们常常注意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宪法领域共识最多的就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考虑到监狱的效率,自由派更不大可能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坚持扩大权利以便降低人们犯罪坐牢的可能性。在英国,跨党派共识是相似的。新工党的流行口号是“严厉惩罚犯罪,严厉打击犯罪的根源。”

实证主义在过去的十年里给犯罪学研究带来了变化,在未来的十年将给教育研究带来变化。学者们已经在研究造成良好教育成果的因素。最突出的问题是挑选学校的自由度增加是否能提高教育质量。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是由保罗•彼得森(Paul Peterson)和威廉•豪威尔(William Howell)做的,他们考察了私人慈善家提供的学校选择项目的成绩。因为申请该项目的学生比能够接受的多,彼得森和豪威尔就可以比较进入私立学校的学生和留在公立学校的学生样本。他们发现进入私立学校的黑人学生的成绩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提高,虽然在其他群体中这个提高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这样的研究只是实证主义转变的开始。首先,和任何别的科学研究一样,如果在别的地方得出同样的结果,人们对研究结果的信心就会大大加强。而且,这个研究提出了很多其他问题,比如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黑人孩子大批进入私立学校,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吗?这个结果只是相对数量少的黑人小孩进入好的学校文化中造成的呢?其次,失去这些学生公立学校是否就变得更糟糕了呢?或者因为竞争激烈,公立学校反而取得巨大进步呢?研究者们现在开始研究这些具体的问题。同时,彼得森和豪威尔的工作当然提供了理由,创造更多的特许实验研究项目(experimental voucher programs),像联邦政府发起的由于卡特琳纳飓风造成的学生转学研究。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实验,我们才有可能回答特许项目优越性(beneficence of vouchers)的关键问题。

尽管学校结构的严肃实证主义研究是受欢迎的,但是不那么认真的研究遭到新老媒体严厉的攻击。《纽约时报》刊登了头版报道美国教师协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的研究,认为教育部在掩盖特许公立学校(public charter schools)的失败。AFT声称从自己的数据来看失败是非常明显的。AFT说数据显示学生在特许的公立学校的表现比一般公立学校的差。不过,遗憾的是,对AFT来说,这些最初的差异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和彼得森和豪威尔的研究不一样,这些研究者没有控制选择偏见—那些选择特许公立学校的人不是从学生总体中随机挑选的。特许公立学校往往来自贫穷的社区,学生功课不好,即使学校做出努力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和其他学生相比还是要差些。所以AFT的分析报告发表后几个星期里连续遭到博客甚至一些主流媒体的挑战和批评。

但是挑选学校不是教育质量研究的唯一内容。教育实证研究者也在探索学校资金投入和班级规模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在考虑不同种类的教育项目如何影响不同的学生,以便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设计更好的项目。在10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小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哪些事情。这些结果将影响未来十年的教育走向,更好的数据和分析会进一步完善假设。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根深蒂固的力量会抗拒任何改变,比如教师工会,或者某些特殊团体的理论家们会阻止这项工作发挥起改革的影响。这不大可能。要知道,利益团体即便能提供支持他们的实际数据来抗拒改革,却不能阻止实验结果从学术界通过媒体传播到更大范围的独立投票者以及相当数量的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就像司法部门采取更好的政策,取得更好的结果一样,实证主义也会在别的地方产生更多信息,从而带来改变。

如果说实证主义对舆论有利,对特殊利益或党派团体不利,那么得到严格监督的实证主义文化就更好了。最近一些年事实检验的最有名的人物是埃莫里大学 (Emory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麦克•贝里尔(Michael Bellesiles),他曾经因为一本书赢得非常有名的班克罗夫特历史奖(Bancroft Prize)。该书声称私人拥有枪支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不很普遍。这个说法当然让枪支控制辩论的一方非常开心。但是,本文作者所在的法学院的实证主义领袖人物詹姆斯•林德格瑞(James Lindgren)发现贝里尔的主要统计数据中部分内容显然是建立在虚假的证据之上。经过他自己学校的调查,贝里尔被迫辞去教授职务,历史上第一次班克罗夫特历史奖被收回。

实证主义不断增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是对那些担心政治运动或者利益团体按自己的意愿操纵事实、利用实证主义趋势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宣称是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提供数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理论背后的通过数据库和复杂运算重复实验的强大文化根本不存在。而且也没有专门设计的强大的统计学测验,为不同角度的社会观点提供支持。在当今的文化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际观点恐怕经受不住实证研究的严格审查。

实证研究途径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一定需要理性思考者的狭隘观点,这正是当今许多社会科学家存在的问题。如果个人的行为背后有不可理喻的原因,比如仅仅因为自己拥有就认为某些东西非常宝贵,就可以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检验那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实证主义也不是对价值的重要性茫然不知。实际上,很多有趣的工作就是研究宗教团体提供相互帮助,增加他们成员收入的方式。因此,实证主义能够套现(cash out)专家学者和政治家常常宣称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幸运的是,和他们不一样,实证主义采取中性的衡量标准来评价什么价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类似的,从长远看,实证主义能够缩短追求自由者和追求平等者的差距。因为实证主义者可以调查这两个伟大社会责任的最佳平衡点。比如,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财富再分配的政策造成依赖性,使得弱势群体陷入困境,既损害了经济增长,也损害了平等。实证主义者也在考虑减税对经济增长和平等的长期的影响。

当然,实证主义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形成共识。实证主义者可能显示堕胎减少犯罪,或者提前堕胎降低自杀率。但是这些第二级的后果并不能说服许多人堕胎是正确的,提前堕胎应该得到鼓励。认为堕胎是犯罪的观点很可能彻底击垮所有的实证主义考虑。不过堕胎是非同寻常的问题,因为人们对生命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形而上学问题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在这个话题上,许多人观点鲜明,虽然没有任何一方能向对方表明自己是正确的。幸运的是,我们的许多政治问题不像堕胎问题这样分歧如此尖锐,妥协如此困难。

人们可能想知道在许多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和其他涉及可以测量的后果上差异的问题上更大的共识是否能增加诸如堕胎这样棘手的道德问题上的共识。因而,在更多政策上的更多共识实际上让人在政治上过分迷恋微小差别。人们忽略了应该关注的共同点,恶狠狠地集中在剩下的分歧上。

但是这个文献不应该过分夸大。实证主义增加人们的共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堕胎等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像往常一样激烈。而且,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注意到的,当宗教之间竞争的时候,冲突有可能比较温和。美国的宗教是最重要的机构,强调社会生活中价值观念的角色,只要它们必须竞争,共识政治的升起就会加剧,而不是减弱竞争,因为宗教派别需要提供刺激来吸引许多受到周围实证数据影响的人。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的团体常常利用宗教的虚假路线和其他价值观分歧来为自己派别的议程服务。实证主义形成的政策共识应该减弱制造不幸的冲动,缓和价值观冲突。

如果实证主义可能提供共识的来源,限制未来利益团体的活动,为实证研究提供方便的政策也能达到这些可贵的目标。第一个要求是数据透明和容易接触,因为统计调查首先需要数据。不幸的是,政府往往想隐瞒它的行为,掩盖它的失败。但是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有更大的理由迫使政府在内政方面(除去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行为公开。政府的日常活动和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的信息应该张贴在网上,方便机器阅读。政府部门应该学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席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此人首创将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的信息公布在网上,而且保证未来数据用最容易接近的方式公布出来。如果需要的话,要建立特殊的机构来监督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发布。

第二,实证主义的兴起让政府的适当分散更加有用。社会科学中最强大的调查工具之一就是比较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州或国家是如何运作的。这种仔细的比较能够展示好政策和坏政策的后果。但是这样的调查工作只有在各地政策不同,世界各地政府官员继承下来权力集中的趋势,确保他们的控制权力。当然,有很多理由来抗拒这个趋势。政府分散权力为政府创造一个市场,让不同的执行机关竞争吸引人们和投资。它也允许多样化政策的形成,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实证主义出现增加的好处还有:政府分散有利于进行针对社会政策不同后果的实证调查。我们都可以了解席卷波罗的海国家的减税政策的影响,但是只有在欧盟抗拒呼吁税收一体化的诱惑。那些有兴趣形成共识,限制利益团体的人更应该坚定国内合适的联邦主义的需要,抵抗那些迫使国家默认对自己国内事物指手画脚的国际组织。

推动实证主义的另外一个政策要求是确保反映研究结果的信息用可以使用的形式自由地传达给公众。不言自明的是,任何对博客的限制都应该被拆除。不幸的是,有人已经提出张贴博客应该被看作对候选人的支持,应该受到麦肯恩-法因戈尔德竞选改革法案(McCain-Feingold act)的监督。但正是在接近选举的时候,最需要实证主义研究数据和分析来批评候选人提出的政策和纲领。

更笼统的说,各种竞选活动基金的管理威胁新实证主义帮助公众形成共识的结论。虽然信息技术能帮助公众了解社会,了解改善社会的政策,但是同样的技术又让他们的注意力更难集中。当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参加林肯和道格拉斯关于奴隶制的辩论时,它就成为国人最好的演出。现在政治人物要和数百个电视台竞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些电台播放的节目比政治人物的表演有趣多了,国人也更喜欢看。

在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在政治上投入更多的钱让人们获得信息。当然,信息的提供要采用刻意简单引人注意的方式(sound bites),多数知识分子会发现非常乏味。但是另外的方式30秒钟的政治广告不是政治讨论会,而是啤酒广告片(beer commercial)或者情景喜剧(sitcom)。从民主的起源开始,最初由知识分子提出的观点总是通过简单化和口号传递给公众的,这种传播方式和大众接受的方式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形成的,总体上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如果实证主义帮助支持当今的共识政治,那么在未来可能更加有效。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门槛,计算机可以保存数十亿的数据,每秒种进行数百万次的运算,而且计算机的潜能还在持续飞速增加,在未来十年计算机功能还要增强好多倍。我们可以期待能使用的数据数量同样大幅度增加,因为收集数据的电子设备更多了。我们甚至可以期待有计算机程序评价哪些实证结论是最好的,当不同的实证分析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样的计算机判断将具备更加中立的可靠性。总而言之,如果实证主义的成果现在改变了政治信息的构成,那么信息构成在未来只能更加丰富多彩。

实证主义迅速增加的力量并不能保证在社会政策和政治构造中所有方面的持久的一致意见。我在此不是提出事实推动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的版本。他的著名理论指出意识形态辩论的辩证法最后归结为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共识。利益团体,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现在没有人能够预测的技术力量可能创造政府分散权力的反压力(counter pressures)。但是实证研究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将产生持久的推动力,让政治建立在共识和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或者特别游说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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