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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辉:英美法哲学的问题与方法(蓟门法哲学研习会第一期发言记录)

蓟门法哲学研习会第一期于2009年10月17号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举行,由陈景辉博士做主题发言,范立波老师和刘叶深博士点评。研习会对发言和评论的录音进行整理,录成文稿,以飨读者。记录分别由李富才和胡美娟整理,并交由发言者审核。在此特地对三位老师和整理者表示诚挚的谢意。这里是陈景辉博士的发言。范立波老师的发言see here刘叶深博士的see here。

英美法哲学的讨论,在最近的一些年里,在汉语的传统里面,越来越重要或者说越来越热门,这一点不用从大陆的情况看,看看台湾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比如在台湾很多的法理学的学者们基本上都有德国的传统或者在德国拿到的学位,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把主要的研究的精力往英语的传统上转,这一点不论是在颜厥安的身上还是在年轻一辈的王鹏翔的身上也看到的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英美的传统,英美对于法律理论的这样一套讨论,现在或者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关于法律理论讨论的一个主流性的看法,所以任何要想参与这个领域的讨论,如果避开英美传统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使用的这样的传统里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看法,这样的一种讨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英美法律理论的传统已经构成了当代法律理论传统的中坚性的力量,或者是主流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的传统相对于英美有一定的劣势地位,起码在法律理论的这个问题上。当然在其他的问题上是不是具有劣势地位,我们且不说,比如像在关于法律的实践性的过程当中所进行的理论解说,比如像法律推理的问题,以及围绕之的论证理论、法律方法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内,英美的传统是不是占有优势是另外一个问题。起码在legal theory 这个传统里面,英美的方法是一个主流性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传统当中,比如说像当代的阿列克西,他也不断的一英文的方式在英语世界发表文章,来扩张他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被英美的传统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在当德国法学家中成为唯一的具备相应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我所表明的意思就是说,英美法律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传统,任何忽视或者回避英美传统的讨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知道英美的传统一旦在中国的语境下进行讨论的时候,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实在法上的反对。实在法上的反对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中国,无论我们怎么称呼我们所在的这样的法律的传统,大体来说在最近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建立的是类似于大陆法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样的话,德国的一些对于法律的看法,一些思想,就成为我们当然要学习的对象。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实在法的体系之下,英美的传统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呢?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法律理论的传统或者我们对法律理论的学习,是一个理论上的讨论,理论上的讨论不见得必然要有实在法作为他的基础。11m也就是说这两个问题之间是可以被分割开来的,可以分别进行处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在法的体系性或者实在法所具备的传统性,不构成我们在理论上关注传统法的障碍。当然在某些问题上会造成障碍,比如说,关于先例问题的研究,起码在英美传统里面有关先例问题的研究,很难跟中国的传统有非常紧密的结合关系。当然一种心照不宣的印象式的讨论是允许存在的,但从理论上这两者之间是有相当的距离。但除了这中非常特殊化的部分之外,在理论的讨论过程之中,英美的传统所能给出来的这些认识或者看法,不会因为实在法体系的存在而造成讨论的障碍,这是我第二个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我要说的是,英美法的传统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尤其对我来说,当时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体上就开始对这个理论有兴趣。当时在我们研究生院,真正的主流不是英美的传统,而是德国的传统,这一点无论是在法理学研究所还是在当时其他的一些法学研究所,比如说像民法,刑法他们的传统,都是有非常强势的德国的传统。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为什么会对英美的传统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英美的这个传统,虽然我不太使用分析法学的概念或者分析实证主义的概念,我不太使用这样的概念,因为它过分的偏重了他所使用的方法上的一个方向,而忽视了他的实质性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不太把它叫做分析法学,我一直把他叫做所谓的实证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在这套传统当中,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讨论,形成一系列的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些基本问题的观念,而这些问题能够使我们对于法律的认识能够防止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留于一些过分抽象的、过分玄妙的讨论之上。它容易建立起一些稳定的讨论基础,而只有建立在一种稳定的讨论基础之上,我们才有一个共同交流的可能性。我们也才能有一个对问题建立在一个理性讨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流域每个人的立场上的差异所造成的无法解说的状况,这是英美的传统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我能够说一些能够进行讨论的一些语词,而不是流于一些立场上或者姿态上的分歧,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我的阅读的深入,我自己觉得他对我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于当代英美法的传统是很关注法律所具备的实践的色彩。他会对当时的或者对我们的法律传统或者对我们的法律实践,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一些理论化的讨论或者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解释,它围绕着我们的现实,每天在发生的一些现实生活距离是非常近的。15m他是围绕着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讨论,从这个层面来说,他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相当程度的贴近性。当然他又不像法社会学一样,简单的演化为对现实社会的经验性的总结和描述,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正是在这些原因之下,英美法的传统才慢慢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这样,对英美法的传统的讨论大体上,用不精确的语言来说,大体上有两个讨论的方式,一个是思想史的做法,我们讨论思想传统当中他的基本的线索或者基本的脉络,但是我觉得如果仅限于这一点,它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缺乏了对你所在的这个传统他所衍生出来的实践的关注,缺乏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缺乏我们对实践所有的体会性的效果。你没有办法来体会我们现有的实践所具备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英美法的传统的研究,我们一定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但是我们可能不能局限在思想史的部分,我们需要不断的反思我们现实的情况,然后根据我们的现实情况来做一些讨论。这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为什么法律实证主义这样的一个主张对我有吸引力,原因非常简单,原因简单就在于它所提供的一些基本看法正好是我可以认同的看法。他所提供的看法就说法律就是一个社会事实,这是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看法。法律是一个社会事实,他所具备的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力是我们在对于法律这个问题对于法律这个现象进行一些理论解释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关注我们所具备的社会他所能形成的一些惯常性的做法,一些我们英语里面叫做convention,所谓的惯常的做法或者说所谓的惯习性的做法,而这一做法他能够起到了一些我们一些其他做法所不具备的这样一些能力,它具备的一些独特性的效果,这些独特性的效果会对我们了解法律的这样一些现象带来的一些基础上的解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是我们在英美法的传统里面起码的,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会心性的关照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沉浸在思想史的传统当中过分的关注思想传统当中的连续,或者断裂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关注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性的部分,这是一个对我有吸引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所以英美的传统就慢慢的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

我下面要说的是英美的传统大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或则它形成了哪些基本的概念工具,或者形成了哪些基本的讨论的方向。英美的传统如果我们要说的话大体上比较久远的是从边沁开始,初步的形成是来自于奥斯丁,虽然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奥斯丁的理论那本书不过是边沁早年上没有发表的一本书的一个翻版,或者说是一个抄袭版,不管怎么说,我的看法是说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奥斯丁而不是需要关注边沁。理由是这样的,因为奥斯丁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在后来成为对于法律实证主义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出发点,我们的批评也好,我们的支持也好,往往需要从奥斯丁那部分找到一些依据,找到一些缺点来展开我们的讨论或者展开我们的批评。都需要回到那个地方,当然边沁的理论对于理解奥斯丁来说是有帮助的,不过对于后续的理论进展来说,他并不起到理论模板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是奥斯丁之所以在整个传统当中居于一个最早的或者鼻祖性的地位,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当然在思想史的传统当中我们可以再往前追比如说,回到霍布斯,通过霍布斯我们可能还需要往前回顾,当然这是思想史的做法,但是通过我们往下来往前来进展的这个讨论来说,奥斯丁可能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出发点。所以我想在座的诸位要想对现有的讨论要有所关注的话有所了解的话,奥斯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话,那恐怕你对哈特的理解往往只局限在对某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上,而不太了解哈特的理论真正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做出的贡献有多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个前人总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看法,那么我们要想进步始终要在他的看法当中找到问题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那么就现在这个英美法的讨论来说,我同意还是会说,在现在的英没法的传统当中,一个核心问题还是哈特与德沃金之争,这是具有统治性的。

哈特德沃金的这个争论,大体上如果简单说有分这么几次,最早的一次如果按照问题的方式来说,我的看法是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到四个问题,我为什么说三个问题到四个问题呢,因为第三和第四个问题在我看来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更多的是被合并在一起来处理,拿第一个争论主要是在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里面的第二片文章就是规则模式一,这个讨论我想在座的诸位都非常熟悉,就是规则原则的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次争论,第二个讨论时规则模式二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围绕着承认规则的问题来展开,第三次主要是在法律帝国当中,德沃金在法律帝国当中对哈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非常体系化的批评,法律帝国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德沃金关于法律理论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本体系性的著作,比较全面的展现了他的理论上的一些比较全面的看法。一会我会详细来说他到底说了什么问题,第四次我们可以说,想德沃金06年的那本书里面,就是《justice in robes》的那本书里面,对于哈特的后记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批评,以后对哈特的后继如拉兹科尔曼等进行的一系列的批评,当然在那本书里德沃金也集中了一些年轻学者的讨论,像一位年轻学者L.Green 的一篇文章说,德沃金所秉承的语言哲学的讨论跟发概念之间是可以被分别处理的。语言哲学上的立场不代表在法的概念上必须坚持同样的立场。

德沃金对于他的理论也进行了回顾,我为什么会说有三次或者四次,我的意思是说,第三次和第四次的讨论大体上在基本观念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对于整个哈特德沃金的争论做一个综合性的评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哈特德沃金的讨论当中大体上有两个问题是关键性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法概念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法律理论的方法论的问题,前两年庄世同写了一篇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判断。我的判断跟他的判断大体上一直,围绕着这样的两个问题来展开。我们要注意这两个问题是现在法理学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法概念的问题所要讨论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法律的效力或者法律的鉴别标准要不要依赖于道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讨论。第二个,方法论上的讨论,他的关键在于法律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描述性的方法还是规范性的方法,或者说法律理论是一个描述性的理论还是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要不要跟道德发生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要不要卷入道德的探究。这两个问题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法律理论的最为核心的两个问题。

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关键,这个问题在最近的两三年里面开始有法律理论的学者来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至少我们这个传统里面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关于理由的性质以及相关的实践推理的问题。对于法律推理的讨论由于他在现有的理论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先解释这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关于法律推理的问题,相对来说简单,他在最初的时候哈特在他的法律的概念第七章里面对于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讨论来做了一个处理,他所选取的概念工具就是开放结构或者空白结构。大体的意思是说,一个语词在其核心部分是清晰的,在其边缘部分是有意义模糊的地方,所以一个语词在使用的时候在核心的地方要使用相对形式主义的地方,而在其边缘地方涉及到一些真正的判断,采取了比较类似于现实主义的做法。哈特的做法的重要性在于把过去关于法律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讨论由一个简单的美国传统的经验性总结的实践进行理论化处理了。在哈特之后才有了理论讨论的可能性,该可能性在后来收到的关注并不多,但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得到显现,就是德沃金的讨论。

德沃金的讨论大体上即是一个法概念的讨论又是一个法律推理的理论。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在后来他受到了逐渐的重视,拉兹写过一篇文章对规则这一特殊的理由怎样进行推理,reasoning with the rules,近几年法律实证主义领域里两个重要的人物,larry alexander和绍尔分别写了一本关于法律推理的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基本上都是通过对理由的讨论通过附加相关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领域的讨论并没有成为英美传统里面一个非常普遍化的现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逐渐在往前发展的这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被普遍接受的程度还是有限的。所以就先不处理它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两个更为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概念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法律理论的方法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跟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法学研究方法等是两回事。关于法概念的问题,其核心问题就是法律的鉴别标准要不要跟得到之间发生联系。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进展。德沃金所突出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在于,无论是从原则的角度还是通过在《法律帝国》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术语进行的批评,比如说,建构性诠释,独立于新年的信念的共识,这些概念必然都具备包含着政治道德的效果。法律原则实质上跟政治道德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独立于与信念的共识和建构性诠释等词都跟政治道德之间是由关联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道德或者道德就成为法律鉴别标准所包含的一个部分。法律实证主义内部分歧就在这个地方,内部分出了包容性实证主义和排他性实证主义。包容性实证主义说法律的鉴别标准能不能包含道德,是可以的。包含道德的标准是不是因为它是道德才被包含的,不是。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是事实性的标准所以被包含。对于拉兹的理论,它是要排除道德标准,所以从他的来源命题,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不包含道德性的要素。但是我们要比较稳妥的来看待这些看法。他不是说他不承认道德的重要性,只是说在法律的鉴别标准上他没有意义。这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内部分歧。而在德沃金的理论中他认为他一定会夹杂如道德标准上的判断。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法律理论的方法论的问题。法律理论的方法论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对法律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这个研究卷不卷入价值判断和道德性判断。用德沃金的话说是你选不选立场,你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选择了立场。哈特在他的理论中有一个概念争议最大,叫做描述性社会学,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开始就讲他的理论是一个描述社会学的理论。描述社会学这个词他解释的非常不清楚,描述这个词他做了说明尤其是在他的后记里,它是社会学sociality这个词则没有。而哈特的理论是一个规范性的理论,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学的理论有非常大的距离。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发歧义的概念。描述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我们要通过一些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实践。这些实践是以描述的方式来做出的。如果具体到哈特的理论当中是这样的,大家都熟悉哈特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语言学派的主张是我们要通过日常所使用语词的分析来,通过语词使用当中的细枝末节的却别来找到忽视乐得理论意义。经常发炎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什么意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哈特所做的是通过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进行描述,指出过去我们使用语言的不恰当的方式,依照一个好的方式对我们的语言现象提出解释。这个过程本身就被哈特视为一个描述性的过程,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对这个东西进行描述。

描述这个词还能引发一个问题在于,内在观点。内在观点是什么?他和外在观点的区别在于它是站在一个接受标准的角度来看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你接受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再做描述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就像我们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某些国家的人接受了他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我们两个人在描述自己国家的文化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把自己说的特好,就是把自己说的特差。你很难以一种非常公允的方式去说明,因为你身在其中。内在观点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跟描述之间的对立,你身在其中,接受了一定的标准,能不能实现描述所有的客观性的要求。这是哈特的方法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特在后记中对描述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他所说的对于内在观点的描述,不是一个内在参与者,而是一个内在参与者的姿态来进行描述。对某一个传统,我不是这个传统的人,但我是以属于这个传统的身份的人进行描述,这样就会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描述性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纯正的内在参与者,所以我的判断不会受到我参与的实践的影响。第二个,准确描述才有了可能,如果你不是立足在参与者的角度上,那么你对某个实践的描述仅限于外面的描述,而外在的描述很难传达出内在参与者对这个实践所具有的我重要的姿态上的东西。

比如很多年前我去新疆开会,有人说到哈萨克牧场的毡房,千万注意见到人家小孩千万不要说小孩长得真漂亮,很好,一定要说不好,因为哈萨克人觉得你说小孩特好对小孩将来长大不利。当我们聚在一起聊天讲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哈萨克人有这个特点。你会发现这种描述不是一个内在参与者的描述,是一个纯粹外在的描述。他只是对这样一个事态的描述,他没有显现当时的内在参与的这些人,他们对这个实践所具备的一些看法,一些姿态,是没有办法被展现出来的。在哈特的后记中,他对什么是描述做了一个相对清楚的判断。这个判断被另一个学者叫做实践观点和理论观点。实践观点是我参与一个实践,我对这个实践所抱有的内在姿态。理论观点是说我没有参与这个实践,但我是以实践者的角度去描述这个实践。在这个学者看来哈特的内在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而不是实践观点。这一点跟德沃金的理论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德沃金也在讲内在参与者的问题,他所使用的概念是参与者,如果以这个框架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德沃金是说实践中的人对这个实践进行了描述和解释。

德沃金的理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构性诠释,或者建设性解释。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他具备双重性的效果。一方面它涉及法律实践当中要旨(point)的讨论,这些要旨的讨论一定会涉及到道德正当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德沃金的理论中,建设性解释这个概念本身就涉及一个道德参与的问题,是不能远离道德的。建设性解释本身就要求参与这个概念的人对实践有一种解释性的姿态才能把实践所具备的重要性展现出来。建设性解释对于德沃金的理论来说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兼具法概念上立场的讨论和方法论上的讨论。建设性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来自于德沃金对于法律实践的一些看法上的差别。在我看来,法律的实践是一个论证性的实践,它的最大特点是论证性的。论证性是指我们有一些主张,这些主张来自于另一些主张,另一些主张为这个主张提供一些依据,我们整个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是在这两个主张之间不断的进行论证的过程。所以法律所在的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而对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我们要采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建设性解释。我们既从实践出发,又要推动实践,在要旨的的基础之上推动实践以最佳的方式显现出来。中国有句古话,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不严谨的区别的话,跟建设性解释大体上是一个意思。所以他对于整个法律的讨论是建立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所以在他看来,法律的概念一定会跟道德发生联系,因为实现建设性解释的过程中,首先要从实践当中找到要旨,然后以最佳化的方式来显现这个要旨所具备的一些意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道德的问题。我们对实践进行解释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实践之中,你就没有办法具有解释的姿态。你也没有办法把时间当中要旨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你更没有办法把这个要旨做最佳正当化的处理。只有内在参与者能做到。所以法律理论的研究一定要包含着价值上的判断。

德沃金对于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这两个方面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于德沃金的批评,实证主义内部采取了很重要的回应的方式,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佳的回应的方式。他们很多人都在证明法律理论为什么是一种描述性,或者什么叫描述性,他们在不断的对描述这个词来重新的定义。比如说马默有一篇文章就专门讲即使包含评价,也是描述。对价值的描述虽然跟价值有关,但他仍然是个描述。我的看法是说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他们首先承认了建设性解释这个概念的成立,然后再想方设法回避这个概念所带来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更重要的是回过头来看建设性解释这个词能不能成立。如果这个主张不能成立的话,后面的论证效果基本上可以不用讨论了。

我们所采用的方式是对德沃金建设性解释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建设性解释我再解释一下,它在德沃金早期的著作出现过,只不过不叫这个名字。建设性解释有两部分组成,第一是“符合”,第二是道德上的最佳化,这两个在德沃金最早的理论中是有的,德沃金在讲原则的时候,就讲了原则有两个部分,第一是在法律实践之中所形成的妥当感,第二个是制度支持。制度支持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符合”,而妥当感就跟要旨这个概念有关系,他体现了法律实践之中的要旨。所以建设性解释这个词是来自于这个部分。在这个讨论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对建设性解释这个概念进行讨论,而不是对描述进行讨论,什么是描述,描述当中能不能包含价值等等,不应该走这样一条路。

在法律理论当中,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个问题是最核心问题,一个是鉴别标准是不是夹杂道德判断,另一个是法律理论的研究是不是夹杂道德判断。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法律理论和伦理学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我们对法律理论的讨论已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我们对道德观念的讨论上。我们如果缺乏对道德观念的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的话,恐怕很难对现有的法律理论的讨论给出新的看法。我们对法律理论的讨论越来越多的跟道德哲学里面的理论发生联系。尤其是跟道德这些之中有关实践的部分,有关理由的部分。肯我们需要在这个部分作出努力。比如说,在最新的学术进展中,有些人是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比如说有一个人叫Kar,他有一篇文章的内容大体上是(应为这个人他是密歇根的伦理学的PHD,然后他跟有个人叫斯蒂芬.达斡尔,跟他来学习,他的老师有个著名的主张叫第二人称的伦理学\第二人称的道德,他在一篇文章里面就专门来运用达斡尔的第二人称伦理学,怎么样给哈特的包容性实用主义为基础来回应拉兹的批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讨论它的实质内容,起码可以看到现在有大量的法律理论的这样的一些讨论者开始不断地投入到伦理学的部分,然后试图进入伦理学他的一些新的进展,然后对法律理论发展提供一些新的帮助。这样一些可能是我们将来所要走的一个方向。这一点比如说像台湾的那几位,他们大体上在认识到这一点,像王鹏翔他前一段时间就跟我说过,他的一个姓林的硕士的硕士论文也是大体上关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小组,他们在进行一个讨论,他们的认同是法律理由是一个内在理由还是一个外在理由,这跟伯纳德.威廉斯的讨论是有关系的,威廉斯的讨论是说理由一定来源于欲望,所以任何理由都是内在的。然后像哈佛大学的斯卡隆(Scanlon)说理由不能和欲望联系在一起,因为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理由就变成了个人性的部分,所以理由一定是一个外在的。所以外在理由说和内在理由说的讨论现在也在不断的加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发展上,大概伦理学的讨论可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最后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所要说的是一个比较散的话题,它没有集中在一个非常有学术性的问题来做讨论。为什么呢?是有一定的原因,原因是你们在座的诸位刚刚接触到这个部分,如果我将一些过分专的话题的话,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说通过一些概念来给大家展现英美的传统,明白他们目前的讨论大体上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想需要在座的诸位有所了解\有所把握,大体上了解目前有哪些东西是重要的部分,需要去关注它。但是我更想提醒在座的诸位要注意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对于一个理论的讨论不是仅仅因为这个理论对我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是跟我们所从事的实践是有关系的。它可能对我们的现实性的问题,对我们的实践能够给出一些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对我们更加有吸引力的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小的问题,大的大到像规范性问题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的争论,还是小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上的解决,它往往都有这样的部分,因为我们只有了解到了我们的理论跟我们的现实之间的关联,跟我们所从事的实践当中的关联,我们才能够对这个理论本身有一个真正的\切身性的体会。否则的话,它只不过变成了一个纯粹语言游戏似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变成了抬杠或者挑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的讨论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之上。

当然,对于实践的讨论,我不是说我们要建立在对中国这样的实践的讨论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实践,我一直不知道“中国”这个词,它除了有一些政治上的效果之外,或者说有一些文化上的意义之外,在这个之外的领域还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实践,被叫做中国实践和不被叫做中国实践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所不了解的部分。那么,我所说的实践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呢?我所说的实践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不局限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实践。是法律对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影响,这样一反一正的过程。这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实践。这才是我们能够把这套理论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基础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把英美的法律理论局限在一个学术思想史的传统当中之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佳的理解方式。当然如果你要想和实践的东西有一个结合的话,可能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的学习,你才能够会对它的这样一些意义有所把握,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每个人大体上都是在思想史的吸引之下才走到这个领域里,但我觉得我们要真正地把握它的话,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可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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