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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向认知科学的新发展?

2012年9月28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9月23日,王凌皞博士在蓟门法哲学研习会上,做了题为“法理学——经典理论与认知科学”的报告,我临时发表了一个评论。今天收到王琳同学的整理文稿。最近很少写东西,博客除了发布信息和转帖外,很少有更新,所以,我对文稿稍加修饰和调整后,发布在此,供读者批判。在此也谢谢凌皞提供的富有信息量和冲击力的报告,谢谢王琳的整理。

现在认知科学确实发展很快,对于传统的伦理学、法学、道德哲学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作为凌皞所说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不可能不去面对认知科学这样的发展势头和层出不穷的发展成果。既然凌皞希望听听我的看法,我就不从凌皞的论文内部去评论,而是从我的角度,说说我是如何理解面对认知科学的新发展这个问题。

我的理论立场是实践哲学的,所以,简单地说,我的回应方式,是把认知科学当作实践哲学的一部分。我选择实践哲学的立场,道理很简单,不管你怎么给法律定位,它都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所以我就强烈地主张,实践哲学可能是最适合用来说明法律的性质的哲学路径。

我们如何在实践哲学的这个范畴里面,来包容和回应认知科学的新发展呢?

第一点,我想说的,也是凌皞所强调的,应当包含了可能的命题,即我们在实践上所提出的关于“应当”的要求,必须满足可能性的条件。比如我们不能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人应当飞着过马路。这是事实上不可能的。再比如,我们不能提出这样一个道德要求,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在人性上是不可能的。“‘应当’包含‘可能’”这个命题,要求我们注意到客观环境的一些事实以及人性的一些事实。你对社会环境、对人性了解得越深入,我们就越能明白,哪些要求是我们可以对人提出来的。刚才凌皞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伦理、道德还是法律,都是规范性的要求。它不由事实直接产生,却是受到事实的约束的。忽视可能性是规范性理论的常见弊病,它的表现是过于理想化,而忽视了对人性和环境的洞察和体贴。

另外一个方面,是凌皞不太强调的,至少这次的发言没有特别强调的,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人性的潜能。刚才讲的“‘应当’包含‘可能’”,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那些不可能的要求。这是一个消极性的条件。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人性中包含巨大的潜能。这个潜能的一面也很重要,我觉得它可能比消极意义上的不可能性意义更大。潜能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良善的有关系。凌皞在《孟子人性论》中采取的是同样的思路。我们所有的规范性理论必须重视人性的基本事实,利用人性的潜能,帮助他发展,帮助每个人过上善好的生活。这和美德伦理学也有内在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向某种至善论的政治哲学。

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就是人类利用自身事实上所具有的能力,对于环境事实和人性特点所做出的回应,用我喜欢的说法,它们都是人类利用自己的能力,对实践难题做出的不同解决方案。不过,我可能会强调的一点是,人类做出响应的机制,可能远比认知科学想象的要复杂,因为这涉及到意义的构建。认知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会做出什么响应,并说明响应的机制,但它回答不了意义问题。意义是反思性地建构起来的。

当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我尝试着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有一个非常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的道德动机是如何出现的。一种流行的理论,是先预设每个人是自私的,然后说明自私的人性是如何发展出道德动机来,比如,诉诸于人的同情心。人有同情心这是一个事实,但自利的人是如何通过同情发展出道德动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环节需要说清楚。因为同情心可能会导致我们逃避,它也可能只是让我们当时感叹一下,事后可能也就把事情放到一边了。

同情心为什么能发展出道德?我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同情心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就像威廉斯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活要过,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也就赋予这个问题特别重要的地位:什么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我们要继续活下去,过完自己的一生,是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能够有意义。但是,当我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的苦难让我很同情,而且让我意识到,如果我周围的人生活得如此不幸,我也会过得很不幸,觉得这个世界不值得自己活下去。但是,当我尝试着帮助他们消除痛苦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突然意识到,作为同类,我们应当对他人的命运予以一定的关注,并施以援手,而且我们能从这种关注和帮助中获得幸福。这样道德的要求就和伦理生活联系在一起了。我很看重这个观点,我们的道德动机是来自于伦理动机,只有当道德的追求内化成我们伦理生活的一部分时,道德的要求才变得非常稳定,要不然道德的要求始终是外在的要求。

我想借这个不成熟的思考,强调道德可能是建构出来的,是我们赋予自己的,是一个决断,是我们告诉自己,事情应该如此,这就是我们所欲望的规范性世界。从事实过度到规范,是一次跳跃,是人类运用自己的能力,来为自己立法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要尊重人性的某些基本事实,这就是一个规范性的要求。这个规范性要求可以说是自明的。但是,在这个基本的规范性要求之上,还存在很多不同的规范性的响应方式,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

从这个角度说,道德之所以可能,确实是和我们人性的一些基本能力有关系,比如,人是能同情、反思、追问意义的生物,这是我们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区别。人会利用他们的一些能力,去思考和想象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值得生活的,我们如何与他人交往。但是,文化的多样性也会使我们注意到,虽然人类具有大致相同的能力,而且也体现出某些规律性的响应方式,但是,赋予意义的行为,不完全能够由事实和机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对事情应该如何的看法。

总之,对认知科学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我承认它的主要贡献有两个。第一,如果我们忽视了认知科学的成果,我们的规范性要求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效的,或者是效率低下的。这是它的消极方面,即能帮助我们清除或避免错误。例如,如果你对人性的复杂的回应机制有足够的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如何设定合理的政策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第二个,认知科学可以让我们认清人性的某些能力、回应环境的某些机制和原理。这对我们建构规范性理论有很大帮助。

但是,考虑到法律是一种包含了评价的事业,我还是寻求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来吸收和容纳认知科学的新发展。我们做法哲学的,也不不能仅仅满足于认知科学的一般层次的理解,还要注意到法律的特殊性。实践哲学会把法律、道德、伦理视为对人类社会某些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法律的响应方式和正义不一样,和道德不一样。为什么法律会以这种方式回应环境和人性的某些事实,道德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法律是如何可能的?它的实践合理性在哪里?它为什么以这种制度形式而不是其它制度形式运行?它的运行机理是什么?法律在实践中为什么总是呈现出二元悖论式的状况,比如理性与命令的冲突,坚持法律与发展法律之间的冲突等。只有说明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理解我们需要法律的理由是什么,理解法律这门事业的性质,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对待法律。认知科学的新发展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完整的理解还需要诉诸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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